1949年，陈毅身边警卫的皮包丢失，引发上海市委高度重视，潘汉年为何要求立刻彻查？
1949年10月下旬的夜上海依旧霓虹闪烁，只是暗处的危机从未远去。城市刚刚摆脱战火，青帮残余、国民党潜伏分子、惯窃游惰者齐聚一隅，为市政当局的保卫工作出难题。为了让陈毅这位新任市长能够在公开场合放心露面，警卫部门临时引进了一批苏制8毫米铬钒钢板，外包深褐色头层牛皮，远看与普通公文包无异，却能挡住短距离步枪弹。装备虽小，却寄托了新政权对城市安全的决心。
11月8日清晨，国际饭店门前车水马龙。波兰文化代表团抵沪，一场简短却隆重的欢迎仪式后，陈毅与外宾在摩天厅下层的自助餐厅交谈。按照惯例，两名警卫贴身随行，第三人赵根友负责外围。中午十一点五十分，赵根友把那只装着钢板的皮包放到靠窗的藤椅上，迈步去取餐。“回头就拿”，他心中暗想。谁知不过转身数秒，椅子旁空空如也。
警卫程序瞬间启动。赵根友冲上楼向参谋报告，屋内气氛骤降冰点。那块钢板带着编号与制作工艺，一旦落入别有用心之人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“立即封闭所有出口！”参谋两句话，一百多名军警已封锁酒店出入口。潘汉年接报后，仅用十分钟便敲定专案组名单：淞沪警备司令部、上海市公安局与市委情报处三方联动，限时破案。
麻烦首先集中在内部。酒店员工作息、货梯运行、后厨换班被逐一核对。维修工程阿根上午十二点一刻至十二点三十五分检修电梯，自称无暇离岗，机电室的油污发票为他作证。侦查员也不放过保洁间、储藏室，每只垃圾袋都剖开。忙到深夜，仍无所得，却排除了员工作案的可能。
翌日清晨，注意力转向外部人员。国际饭店当时承担接待任务，波兰与芬兰两个代表团共九十余人同住，外加若干新闻记者。要在不惊动外宾的前提下展开调查，既考验技巧，更考验分寸。侦查员以行李消毒为名，对各房间进行抽查。结果令人意外——芬兰团房间床底翻出一块包有旧报纸的钢板，正是失踪物；可那只皮包不见踪影。
钢板能说明什么？说明盗窃者对真正价值一无所知。专案组核对了芬兰团行程，虹口公园合影上缺了一位男性成员，经比对是25岁的哈默尔。此人曾自称“业余摄影师”，实则在欧洲就有盗窃前科。9日凌晨，他已随团北上。铁路总工会立即协调车站布控，两名便衣随最早一班车赶往北京。
三天后，北京前门站候车室，一个提着旧帆布包的瘦高青年被请进值班室。“把包打开。”老黄掀开包盖，熟悉的深褐色皮面映出灯光。哈默尔面色煞白，“只是想弄点现钱”，他自辩道，当晚窃得皮包，发现里头只有沉甸甸的金属与文件，便在房中塞进床底，准备回国再慢慢倒手。文件原封未动，钢板落满灰尘，无人破译其中用途。
案情明朗，政治暗杀的阴影消散。哈默尔被拘留并随即押解返沪，等待司法处理；芬兰驻华代表获悉来龙去脉后，没有提出异议。专案组不到五昼夜收官，陈毅公开活动未受一分耽搁。市政府旋即修订警卫细则：凡携防护器材外出，须双人随身保管，严禁离手；国际饭店增设监控岗，外宾行李进出建立二次核验制度。
从技术封堵、情报搜排到军警协作，这场看似普通的失窃案让新生的城市安全体系经历实战。钢板失而复得，弥补了管理漏洞，也让各方真切体会到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复杂脉络。短短几天内，既守住了市长安全，也守住了新政权的脸面——对繁华背后潜伏的风险，警觉从此成为常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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